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问题放在代议制框架内处理都可能不会脱离传统轨迹，原因是代议制从本质上说是精英政治，它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否决多数人。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有些政客有自己的想法，以为任何难题只要交给“人民”去解决，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近年来欧洲的种种怪相从根本上说都与此有关，作为原则的“多数人的统治”与代议制的精英运作不相吻合。

欧盟问题也同样如此。欧盟是精英的设计，按照流行理论，它是一种“进步的超越民族的国家”。可是，欧洲联合的最早设计者当初并不乏现实考虑，除了耳熟能详的法德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两个新的超级大国，以前主宰世界的西欧列强都被边缘化了，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一方面防范苏联，另一方面尽可能对美国保持独立。为此，欧洲联合是唯一的出路。如此的深谋远虑是很难说出口的，于是“超越民族的国家”就成为一个动听的说辞。可是精英们的盘算对民众来说过于深奥了，一旦他们感觉到“超越民族的国家”触犯了他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理解的利益，“回返民族国家”就成为滚滚暗流，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欧盟的倾向就是在这股暗流中兴起的。英国脱欧是民间暗流的决堤，如果欧盟各国都举行是否“脱欧”或是否解散欧盟的公投，结果很可能不乐观。

理念与现实的分离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文化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按照理论阐释，这也是“进步”。但是，西欧一些主要大国比如英、法、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多元文化主义后，便纷纷宣布停止执行这种政策，称其最终会导致民族国家瓦解。不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可能因此而不认同国家，就连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巨大排斥力也会因此被刺激。在现实中，无数民众表达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心理，其力量之大令人咂舌。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描绘的一个“多元”欧洲看来还很遥远。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多种力量“混合”，又一次未能达成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