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粉饰这种体制，西方学者说这就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延续。他们认为，这种民主能体现“多数人的统治”。这样就发生了理念和现实的脱离，理念的叙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可是，普通民众却相信这种理念，他们相信民主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人民自己的统治。结果一旦他们发现西方这种民主制不能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就要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抗议、搞街头运动。当人民真的以“多数人”的名义表达愿望，却往往不符合精英的期待。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况：政体的理论基础是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安排却是精英式的统治，这就使制度理念与制度运作之间发生了脱节。

我们先看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是否脱欧，本来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比较稳妥的方式是议会解决，通过议会的表决决定去留。这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的方案，即在精英内部进行操作。如果用这种方式，结果不一定脱欧，因为精英们一般不支持脱欧。但卡梅伦的政治判断出现了偏差，他认为用全体人民投票的方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这体现着“多数人的统治”，具有更大权威性。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民众是不按照精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更没有意识到如果真像雅典那样实行全体公民投票，雅典式的混乱也可能随之而来。代议制是为了避免这一类混乱而设计的。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现代国家，城邦式的直接民主执行起来成本比较高，试图用古代的城邦民主方式来解决现代国家问题是很冒险的事。

意大利的伦奇做了同样的事。修宪这样的大事付诸公民投票，结果是意大利也掉入同样的陷阱。事实上，伦奇在议会已经失败了，但议会失败还不至于造成政治乱局；伦奇如果坚持议会解决的方法，也就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问题，也不会立刻就把意大利抛进不确定的漩涡，民粹主义挑战也不会变得迫在眉睫。

苏格兰“脱英”也是这种情况。苏格兰已进行过两次公投，把苏格兰独立问题交付全民表决。两次公投都没有获得过半数支持，尽管在第二次公投中，双方差距其实很小。这大概让卡梅伦误以为英国的“脱欧”也过不了关，从而作出了公投决定。不过，英国的政客们没有意识到，一旦用公投的方式决定苏格兰的去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脱英”。因为第一，没有法律限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公投的次数，因此只要愿意，每隔几年就可以投一次，直至公投通过；第二，一旦哪一次公投因为偶然原因比如天气不好、超级足球赛等等导致不支持“脱英”的人大量不出门，而支持“脱英”的人仅以微小比例胜出，那么“脱英”就会成为现实；一旦苏格兰真的“脱英”，对欧洲的冲击绝不亚于英国脱欧。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就看得比较清楚，西班牙政府坚持不用公投方式决定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