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在各种冲击之下暴露了承受力不强的隐患。本来，2015年数量不多的难民和恐怖事件不至于让诸多欧洲大国手足无措，它们本可以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但社会表现出了对政府的空前不信任，让一种带有传染性的悲观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扩散。而体制的脆弱又让个别问题进一步放大，导致民众不安全感增加，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意听从政客们的安排。

分配机制不公平

战后的欧洲经历过长期的经济繁荣，与二战前明显不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物质普遍匮乏，生存是人们最重要的话题，对人身和经济安全的需求占据了重要地位。二战后，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西欧国家重视引进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同时不断深化经济上的联合，让欧洲获得了快速发展，民众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以超稳定为代表的价值观成为战后欧洲社会主流。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先后进入“滞胀”阶段，一方面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分配机制日渐僵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激化了欧洲社会固有矛盾，政治上激进势力开始找到舞台，代表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2008年开始，欧洲社会民众对平等公正的要求逐渐增强，民粹主义因而抬头。

欧洲社会的不平等，核心是分配机制不公平。以欧盟核心大国德国为例，从欧盟统计局2005年到2014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基尼系数和青年失业率来看，经济危机后德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低于经济危机前，表明德国青年就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却在下降，而且基尼系数也明显高于危机前。这表明社会发展状况是，即便能够实现较充分的就业，收入仍然降低且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样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欧洲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政治态度转变。

未来要重视民生

欧洲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生存需求再次成为人们的重要议题。但这个阶段的生存需求与二战前又有很大区别，人们更加关注生存质量和不同阶层间的公平。

欧洲民众当中出现的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全球化倾向，表面上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实际上映射的是社会层面的嬗变。面对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惠及民生的强大呼声，各国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对于欧洲来说，很多选项都是两难的，比如财政危机要求削减社会福利，而减少福利支出又会引起社会更大不满；难民问题同样如此，接纳和不接纳都会引发尖锐冲突。当然，这些问题也为欧洲各国进行改革创造了契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上，特别是对旧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更加关注改善民生，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实现持续增长，那么，就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干涉主义”，欧洲政治家应当反思，主动拆除地缘政治藩篱，在国际交往中放弃所谓的意识形态标准，积极释放贸易和投资的活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才是正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