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后来对记者说:“说到路遥,总书记的兴奋之情显现出来,那神态,有点‘我跟你说个秘密’的感觉,真情流露。”

谷溪曾在1975年采访过习近平,采写了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往事再提,如今已经75岁,性格豪放的谷溪说,“总书记的谈话,体现出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亲切的关怀,鼓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像《山花》那样,植根于人民大众,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向上向善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油印机引发的《延安山花》

“‘山花’是由一个叫曹谷溪的人‘煽呼’起来的。”提起《山花》,作家海波总会这样说。

1969年,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调查陶正——一名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竟然自己办了一张油印的报纸,其中转录了一些《内参》的内容,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原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陶正来延川插队时,在军大衣里偷偷包裹来一个油印机,并且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办了一张《红卫兵战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

曹谷溪见到陶正,便被这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深深地吸引,他激情、坦率以及远大的理想给曹谷溪带来极大的震动。一直以来,跟县里仅有的几个“文人”打得火热的曹谷溪就想,人家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普及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敢?

回到县城,曹谷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时,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他觉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想法得到几个“文人”的一致赞同,包括中学教师闻频、县文化馆白军民,以及因“文学”结缘的“民办教师”王卫国(路遥),还有后来被曹谷溪以“民工创作员”名义“弄进”县通讯组的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