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渊：当时鲁平在港澳办？

陈佐洱：对，我去港澳办跟鲁平很有关系。我在中新社总社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鲁平的家，他当时是港澳办秘书长。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台湾记者，就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请党组书记李后专门来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处级干部，没有具体职务，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实际上负责秘书处。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英国“玫瑰园计划”投入过于巨大，倾尽香港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币。还要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当时，我先后担任港澳办一司副司长和司长，这个司负责经济事务和调研工作。

这项谈判起初是由中英双方派出专家组、政府工作小组出面谈，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相当于司局级，跟我对等。这是我第一次担纲谈判首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