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解决了“轨道”问题，确保改革稳健。2014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税收法定”正式确立。人们至今印象深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这项政策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而是等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完成。可以说，身处全面依法治国的宏阔背景，无论是试点创新还是制度突破，彰显法治精神、获得法律授权、遵循法定程序成为改革的大前提。“于法有据”，既以法律为改革者撑腰，也防止“乱改”损害群众利益。

法治回应了“动力”问题，打破改革羁绊。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33个县市区进行“三块地”改革试点，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条款。有法律学者评价：“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往往可能产生‘违法改革’的纠结。”以制度创新破除制度限制，才能让改革既突破固有的限制，又实现持续的创新，避免出现“不改”的不担当，让改革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法治解决了“保障”问题，固化改革成果。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日渐深入，无论是行政审批权的下放，还是政府职能的调整，都需要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新四化”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隐私权与知识产权问题，无不需要法治定规矩、划边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成20多项制度成果，从厉行节约到党内监督，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以法治固化改革成果，才能避免出现“拉抽屉”“翻烧饼”，持续释放出惠及民生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4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把全会提出的190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这样一个细节也说明，法治本身就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中，法治与改革相得益彰，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铁三角，让全面深化改革踏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靠制度定边界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制度划定边界，让市场与政府各归其位，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制度超越”的关键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截至今年5月，全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废止规范性文件11073个，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