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预算案最终在多大程度上付诸现实还有待美国国会的决定。进行协商和修改后，美国国会将在6月30日确定最终预算方案，并于10月1日新财年启动之际，执行新预算。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代议制使得他们的政府没有科学代表。尤其在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甚至比美国更加糟糕。在英国，尤其在英国国会的上议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比较有话语权的科学家。”杜赫提对澎湃新闻表示。

杜赫提在自传《通往诺贝尔奖之路》中曾写道，尽管自己是一名科学家，他解释问题一直倾向于从历史的观点开始，并迷恋于历史和政治。

“要是认为诺奖得主一定会有独到的决策，这是很愚蠢的”

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之外，杜赫提还有其他头衔：拉斯克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年度风云人物。当澎湃新闻记者提起8年前他成为南开大学的荣誉教授时，杜赫提直率地说，自己都不记得是多少大学的荣誉教授了。

近年来，中国高校和地方政府大力引进国际上知名诺奖得主的新闻隔三差五出现，但有批评者认为，大多数的诺奖得主已经很年迈，这样的形式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很小。

对此，杜赫提说，他同意来自批评者的看法。“要是认为诺奖得主一定会有独到的决策，这是很愚蠢的。有些人的确会，但有些人不会。”杜赫提说：“每个人都会变老，没有必要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引进一大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一定有用。”

“在任何一种科学文化中，都需要放开像我这样的老人。你不必要去杀了他们，但你必须把他们晾在一边。”杜赫提说，老年科学家应该准备好放下手中的权力。

在杜赫提看来，人们应该倾听那些真正理解科学并善于沟通的科学家，而这样的科学家群体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多，比如他有一位很欣赏的中国科学家——冲刺在埃博拉等疫情前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

“在科技上、在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的投资非常多。这意味着，中国会在科学上越来越占有优势。”杜赫提说，他看到，在自己所在的生物医院领域，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劲。

提及中国和日本在科学体制中潜在的缺点时，杜赫提认为，僵硬的“等级”会成为科学家不得不跨越的障碍。

“不只是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允许人们去想得不一样，去做得不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获得独立。这和政治系统并不是那么相关，因为很多科学家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只对科学感兴趣，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感兴趣。”杜赫提说：“政治家应该理解这一点，并充分利用这一点。科学对任何符合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没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