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蒋介石国民党军对红军北上的“围追堵截”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就是对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利益的背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惜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实行不抵抗主义。1934年至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控制，蒋介石却鼓吹“中日亲善”，继续推行妥协政策，签订《何梅协定》等，导致华北五省的主权丧失殆尽。

派出抗日先遣队

为了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探索道路，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联合署名发出《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红7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7军团的政治训令》，指出：“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闽赣边行动。”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又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北上抗日发表的宣言。

毛泽东曾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的采访，就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发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

朱德在《红星》报第56期上发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7周年》一文，指出：今年“八一”正处在第5次反“围剿”的最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北上抗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临近预定战略转移的日子，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同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进行停战谈判，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指示：可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从而促使陈济棠部反蒋抗日。朱德手书“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告知：“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能够顺利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与陈济棠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红军长征进入湖南、贵州后，总政治部先后向军阀部队及地主武装提出了“拒绝进攻红军的命令，要求北上抗日”“不打抗日红军”“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等口号。留守苏区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在1934年11月7日颁发布告着重声明：“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