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兵道历来强调军法军纪面前人人平等，即“刑无等级”，做到“壹赏”“壹刑”“壹教”，赏罚“必信”。只有自身过得硬，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诸葛亮对多年治蜀经验的深刻总结，而唐宋两代治军教训的“宽严皆误”，就值得后来者警惕深思。

大唐盛世挟天朝雄风，威服四海。然而这样一个梦幻般强盛的王朝，为何最后演变成李商隐在落日余晖下沧桑吟唱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最终的答案，居然是“乱自上作”：唐朝后期，“将帅专兵”的募兵制取代了3年轮换的府兵制，金钱雇佣关系取代了将士心中的国家荣誉凝聚力。朝廷对武人骄横跋扈疏于惩戒，一味姑息纵容，导致军纪涣散，将士离心，上下失序。唯利是图成为藩镇军队的独特标志，“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以下凌上”的叛乱行为层出不穷。这样的军队军纪涣散，遇到战斗一触即溃。唐僖宗乾符五年，作为国家正规军队的昭义军，在晋阳、代州两地抢掠民众时，就被普通市井民众一举打败甚至歼灭。

宋代以文立国，军队人数虽多，战斗力却难说雄强。政府虽有严法，但在执行过程中却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益州钤辖张思钧奉命平定“王则之乱”时，因向巴西尉傅翱索要善马未得，而将傅翱处死，宋真宗闻讯后，“传召付御史台鞫治”，罪当斩，但宋真宗也是对其法外施恩“特贷之”，最后只是将张思钧“削籍流封州”。张思钧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在咸平六年（1003年）时二人均被朝廷重新启用。

大宋军队开疆拓土的热血雄风，逐渐被松弛废弃的军纪掏空了根基，宋军在与辽国、西夏的长年拉锯战中饱受打击，屡战屡败。就连财力、人力还不及当时陕西的四分之一的西夏国，也把一个偌大的宋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然而对外不能抵御强敌入侵，对内无法拱卫国家政权。尊严尽失的北宋王朝只好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苟且偷安。

千百年来，一部风雷激荡的战争史，掩埋着折戟沉沙的无奈悲歌，更造就了几多建功立业的雄师劲旅。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印证了“法纪为要”的历史经验。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时期的“八项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一以贯之的真抓厉行。

1942年，抗日战争最为难苦的一年。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一本《戚继光治兵语录》，在延安出版发行。八路军印发这本书不是偶然的巧合。“戚家军”有高度严谨的纪律养成，离不开戚继光丰富的治军实践。概括而言，就是“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必须开展普遍性的教育。恩结在先，严求于后。受教育者只有具备尊师的情感，才会乐意接受老师的严教。所以戚继光极为重视先立“师道”，力倡“师道尊严”。知令在先，严律于后。戚继光要求将士首先要认真学习各种号令(即律令)，这就为“人人恪守”奠定了“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