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