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作者署名为郭华伦的4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从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资料，此书影响力也可见一斑。《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从1927年到1942年这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惟一见证者只有他，但这位陈然先生此前不见诸中共党史记载，却在书中作为史实的重要见证者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担任过“总统府”国策顾问的曾永贤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通过扎实的研究邵维正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潜的恶毒攻击激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促成了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时，书记处应为5人，他列了9人；12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8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参加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比如“四人帮”倒台后，他就攻击华国锋接掌权力的合法性；叶剑英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主张后，他就和别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让出沿海各省由国民党来推行三民主义，待全国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义模式后，再协商统一方式，然后还说只有中共接受了这个主张才表示有诚意统一中国，否则就是伪装的。

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数十年坚持顽固反共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对他也不免有所触动。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