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纵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世间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要为他服务。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