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

文化的苏醒

如果说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唤起了中国国民对圆明园的精神关切之情的话，那么以他的儿子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会，则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试图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记忆。

1931年3月21日，北平中山公园内人头攒动。一次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活动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光，不少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家也纷纷到来。《大公报》等主流报章也在当日的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文化事件。“圆明园”、“遗物”一时间成为了这个春天北平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