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虽然日子十分艰难，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在陈独秀人生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谈话间，毛泽东遂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最高领袖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