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馆方面获悉保安队起义情况，担心成为第二次庙街事件引发国内政治变动，不经向政府请示，就以参事官森岛守人全面负责，与代替殷汝耕执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池宗墨进行会谈。1937年12月24日，池宗墨向日本使馆递交文件正式道歉，并允诺给予日方抚恤慰问金共120万元，当即交付40万元（其余80万元后由与之合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付）。日本参事官森岛递交答复文件，宣告事件“圆满解决”。

不仅如此，日方要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无偿让出日人蒙难地区并负责修建“慰灵塔”，强征中国劳工在通州新城南门里水月院胡同漕运总督衙门旧基和西仓广场东北角各建起一座“慰灵塔”，“祭奠”在这次起义中的日本死亡者，并通过日本领事馆强行移植天坛古树，种植于“慰灵塔”周边。此外，强行拆除文庙汉白玉护栏为日军立碑，数百年的文物惨遭破坏。

“冀东保安队”起义的作用与意义

“冀东保安队”起义继卢沟桥事变、南苑战斗之后，于日军围困平津之际发动，在北平地区抗战史中留下不容忽视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是震慑日伪，提振平津地区抗日士气。“冀东保安队”起义，激战训练有素、工事坚固、装备精良的日军，击毙日军260余人（一说230人），攻占特务机关并击毙冀东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特务机关助理长官甲斐，占领冀东伪政府并击毙伪政府日本顾问奥田重信、保安队第一总队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藤、宪兵队长何田及“冀东银行”顾问等日伪头目，给通州日军及其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引致驻顺义、天津、大沽、塘沽、军粮城等地保安队也纷纷起义倒戈，抗击日本侵略军。

二是警示奸逆，迫使冀东伪政权另择“首府”。“冀东保安队”起义生擒汉奸殷汝耕，捣毁日伪政权各机关，瓦解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的统治。殷汝耕从被俘到脱逃，7月30日下午经日方救援躲进六国饭店，准备发表声明辞去冀东伪政府长官职务。日本关东军中一部分人对殷汝耕产生怀疑，天津日本军部电令北平日本宪兵队拘留殷汝耕，进行审查，直至1937年底才将其释放。此后，殷汝耕逐渐失去日方信任，隐居北平。“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难以存留，残余人员1937年8月上旬迁至唐山，原伪政府秘书长池宗墨在日本军方支持下，重新组建伪政权。

三是教育世人，揭露日军的强盗行径和侵略本质。“冀东保安队”起义是在日军全面侵华背景下反抗日本侵略和日伪统治的正义之举。日方自己都承认“事件是由日本军队蛮横无理的行径引起的”，却罔顾侵略中国领土、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装扮成事件“受害者”，要求中方道歉、赔偿、树碑建塔。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蹂躏、压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爆发全民族抗战，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其接受历史的审判与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