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亦早有戒心。第一、第二总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抗日情绪浓厚。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原属张庆余部下）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后来此计被殷汝耕知晓，但因张庆余等掌握军权，殷未敢采取非常措施，反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张庆余，企图拉他上钩。张庆余、张砚田表面上服从，但内心蔑视殷汝耕，私下四处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三）卢沟桥事变为起义创造时机

早在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张树声斡旋，张庆余、张砚田曾赴天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秘密接触。宋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予每人一万元经费。

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刘春台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29军战斗序列，随时准备策应29军抗日而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为预防29军进攻通州，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集张庆余和张砚田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张庆余建议将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州待命，增强力量，可攻可守。细木繁采纳他的建议，同时将分散在各地的日侨集中通州便于保护。张庆余和张砚田则分别调回散驻各处的部队，暗中部署起义。

（四）日军轰炸保安队成为起义导火索

当时通州武装部队有：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仓、东仓和西塔胡同；保安队第一总队、教导总队，分驻老四营等地；城外有中国军队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分驻新城南门外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南发电厂。29军驻地与日、伪军驻地只相隔一堵城墙、一座水桥，双方相互戒备，摩擦不断。

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29军官兵奋力反击。由于29军提前布防，加之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并未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

当日9时，日军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10余人伤亡，房屋被炸毁。事后，日本外交官认定“此事责任都在日本陆军身上”。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和保安队日本顾问渡边称这次轰炸是“误会”，以道歉了事。日军轰炸事件，激起保安队奋起自救自卫，成为保安队起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