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制”向“五京制”的转变——

唐肃宗设洛阳太原

凤翔成都四个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诞生于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农历五月，李渊（高祖）接受隋恭帝杨侑禅让称帝，定都长安。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初曰京师，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复称京师，肃宗元年曰上都。”

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建唐后，初仿隋东都制，仍视洛阳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

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复隋制，重设洛阳为东都，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则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易名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唐”为“周”，干脆定洛阳为首都，长安反成了陪都；同时，再设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北都”。

李隆基（玄宗）当皇帝时，改东都为东京，此时的长安相应称为西京。李亨（肃宗）当皇帝时，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4个陪都，即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唐朝以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基本结束了使命，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开始流行起来。

环抱护卫型“多京制”——

北宋设“四京”

辽实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为汴州开封府，即今河南开封市，时称“东京”。宋初仍实行隋唐的“两京制”。赵匡胤（太祖）即帝位后，设陪都西京，与东京相对应。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时的长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巩义较近的唐东京洛阳。

此后，北宋又设立了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两个陪都。应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称“南京”、“北京”。这样，北宋都城实为“四京制”。

北宋时，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是缘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时领宋州归德军（今河南商丘境内）节度使，在境内的陈桥镇策动兵变，夺取帝位，史称“陈桥兵变”。赵恒（真宗）当皇帝时“思显先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归德军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成为陪都。

与宋一样，中国北方的辽、金也实行了“多京制”。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为例，前期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为首都。先设辽阳（今辽宁辽阳）为南京，后改为东京，重设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称燕京；再设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又以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南）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齐全的“五京制”模式。

解析：宋、辽、金时期，“多京制”开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两京制”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封建时代，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有首都洛阳和长安、谯、许昌、邺城四个陪都。

无论是宋、辽、金、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孕育时期，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两京”，如金的上京与中都，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这一时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当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发掘了出来，此后以北京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