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末年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气候较闷热，土地肥沃，更适合耕种，北方地区虽开垦较久，但潜力已经不大，且战乱多发，迫使大量人口南迁。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全国耕地面积在6.9亿亩至8.2亿亩之间，如果考虑到统计的误差，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应当大体保持不变，而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全国耕地面积一下子跃升到19.4亿亩，增加了一倍还不止，多出来的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长期开发江南所增加的。

汉末至隋初数百年的战乱虽然严重削弱了生活资料的供给，但江南的开发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所以人口总数才能重新回到5000万的梯级。

结构矛盾

唐宋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社会相对稳定，而且江南的开发进一步持续，这为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在社会总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推动下，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到宋朝时人口总数跃上了1亿的新梯级。

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养活1亿人并非易事，除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水稻等新品种作物的进一步推广外，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尤其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功不可没。据《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南宋时今江西省辖区内的人口达到了1025万，而同期河北省仅为466万，江南地区后来居上。

1亿的人口梯级一直保持到清初，抛开其间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暂时人口下降外，人口总数基本上又稳定了数百年，人口增长出现新的停顿，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

在此之前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并非唯一构成，自然经济条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谓“生活资料”，也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宋、明之间人口出现了新的徘徊，与经济结构矛盾不无关系。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了新变化，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变化更能说明问题。

明朝中期开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一些原本只有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从饮食消费看，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从服饰消费看，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富裕人家竞尚奢华；从住房消费看，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兴起了“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除此之外，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