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芬两国外交机构的多次沟通，1950年10月28日，双方就两国建交事宜正式达成协议，芬兰遂成为继瑞典、丹麦、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之后第五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芬双方商定，中方由当时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公使耿飚兼任驻芬兰公使，芬方则由芬在远东地区的唯一使节、驻印度公使瓦尔万尼兼任驻华公使。1951年2月10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国书。当时本拟由毛泽东主席接受国书，但当天因故安排了周恩来总理代接。周总理后来也成为芬兰人民最敬重的中国领导人之一。递交国书当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虽然芬方告已提前将芬兰国歌寄出，但中方并未收到。情急之中，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找来了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的《芬兰颂》，但瓦尔万尼公使没有同意，直到找出芬兰也可在国事典仪上使用的《波里进行曲》(Porilaismarssi)，这一难题才获解决。在亚欧大陆另一端，1951年3月31日，中国首任驻芬兰公使耿飚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芬兰总统巴锡基维递交国书。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北欧中小国家中除了瑞典，对外只相互交换公使级外交代表。直至1954年9月11日，中芬双方才将驻各自首都的公使馆正式升格为大使馆。

三、第一个与新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

早在建交之初，芬兰即表达了愿意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的强烈愿望。当时中国正由于抗美援朝而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战略封锁，国内建设亟需大量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战略物资。芬兰则在苏联的支持和鼓励下，顶着压力，积极开展对华贸易，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中国人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中芬贸易最早是通过中苏贸易开始的。1951年2月，瓦尔万尼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就向周总理请教如何开启双边贸易。同年4月，耿飚公使在会见芬兰总理吉科宁时，吉也谈到斯大林支持芬方开展对华贸易。1952年，中国与苏联和芬兰首先签订了中芬苏三方贸易协议。1953年，中国与芬兰签订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芬兰此前几乎没有对华贸易的传统，双方可以从干净的桌面开始。中芬之间也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模式，既不同于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贸易，也有别于其他北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即两国贸易通过双边清算账户进行年度结算，不必实时以货币结算。这种安排为两国后来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