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没有约束，贪污腐败成风

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狮子大张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地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伪政权官员的私产，由于贿赂或强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数额颇为可观。据称，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条，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大多数落入了接收官员的私囊。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当局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就又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有人估计全国标售敌伪物资总价在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即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

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因为以当时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50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何况当时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即便是一些政府中的官员，也觉得这个兑换比例不合理。邵毓鳞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然而当局私心自用，坚持这个兑换办法不变，使大批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当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如果说，官员腐败尚且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事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政策使国民党失尽了民心。陈立夫认为，这个政策“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