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芳回忆：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由于萧致平长期同情中共，与毛泽东也有私交，因此到达延安后一行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沈辉表现得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两位教授保持距离。30天很快过去了，萧致平、刘永川离开延安。不想沈辉却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两次谈话，试图发现破绽。保安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又请陪都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明。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教育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台湾方面载，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先生”。（《戴雨农先生全集》）沈毕业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后来沈声称自己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军统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中国秘密战》一书作者为此曾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沈之岳确实曾进入延安，1938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所谓“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完全是吹牛！（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但汪东兴等人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王芳在回忆录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沈之岳“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试问，如果不在毛身边工作或为毛所熟悉，沈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并把他打发到浙江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还与江青（蓝苹）有过一段交往。沈之岳比江青迟半年进入延安。因为两人都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且被捕入狱，因此可说是旧相识，在延安相见当然感到分外亲切。沈辉篮球球艺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还有一架“莱卡”相机，江青喜欢拍照，因此常和沈辉一起。

潜入延安后，沈之岳悄悄展开他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日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记者询问沈：延安距重庆何止千里，共党组织如此严密，怎样传递情报呢？沈说，一位老头经常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正是他负责情报交通。

【谋杀无法得逞，“皖南事变”为国民党效力】

沈之岳潜入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这一阴毒计划何以没有实施？原因有三：一则延安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加强了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使他难于下手；二则因沈之岳在延安潜伏时间短，前后不到一年；三则因沈是战略特务，不是泛泛之辈，他审时度势，不急于一时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