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须舅姑告，乃坐。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诸妻妾殴、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减殴、詈舅姑二等；折伤者，加役流；死者，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

相比于上引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这些条文规定得更加细致了。一般认为，这是五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应用的结果。律文中特别提到，对血缘关系较远的亲长实施“过失杀伤”，要“依凡论”，即“依凡人法”处理。这足以说明，对于父母及亲长的“不孝”行为，其判罪明显重于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强化的结果。

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说，除了孝养活着的父母之外，对死后的长上之亲“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是孝道之大端。所以，古代法律特别重视为父母守丧一项。遇到以下情况，均受法律惩处：

⒈“匿不举哀”。若在外地听闻父母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流放两千里。相应地，闻期亲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徒刑一年；闻大功以下的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则递减二等。

⒉“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父母丧期未终，就改穿吉服，或者“忘哀作乐”，要判徒刑三年；参与杂戏娱乐活动（如樗蒲、双陆、弹棋等“杂戏”），要判一年；偶遇奏乐和宴席而未回避，要笞杖一百。

⒊“冒哀求仕”。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之丧，要去官回乡服丧，谓之“丁忧”，若丁忧期间做官，谓之“冒哀求仕”，不仅受到道德诟病，而且要判以徒刑：“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⒋“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居父母之丧，不能结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而且婚姻无效（“离之”）。若服丧的对象是期丧，则罚笞杖一百。居父母之丧时有孩子诞生，是谓“服内生子”，要判一年徒刑。

另外，根据儒家亲亲相隐的礼制原则，诉告尊长之亲也是“不孝”之罪，官府不予受理。秦汉时期已经将其入律，例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承袭了这条律文：“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唐律》对之规定更严，除“谋叛”以上的大罪必须揭发之外，凡“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判绞刑。除了直系嫡亲之外，诉告其他亲戚尊长也要判罪，例如，“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

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家庭、 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些维护孝道的措施，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大体而言，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文化传统可以协调自洽，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人心再造，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