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

可见，杀害、“牧杀”（未遂）、殴打、詈骂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继祖母、女主人）都属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弃市”）。罪犯的妻、子都受到连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钱等赎免。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分家之后，孙子与祖父母同居时对其孝养不敬的处罚条款：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若孙子对祖父母赡养不善，将会被强制驱逐，由祖父母据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定为“不孝”罪的源头。

关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宥）之不？不当环（宥），亟执勿失。

这是说，达到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须立即受理，拘执不孝之子。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汉初，关于是否立即受理，则有不同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复控告，才准予立案。

对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贼律》）《奏谳书》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

经过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对于“不孝”之罪的惩处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法律，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唐律“一准乎礼”。《唐律》中有“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例如：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对五服之内的亲长，若发生谋杀、殴打、詈骂、诅咒、诉告等行为，便与谋反、谋叛等同，视为不赦的死罪，受到严惩。

《唐律》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和“供养有阙”要判二年徒刑：“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其解释是，“可从而违，堪供而阙”，即父母教令能执行而不执行，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供养父母时，祖父母、父母提出“不孝”之诉告，方得定罪。《疏议》将“供养”与《礼记·内则》中“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联系起来，说明唐律对孝道的法律强制与上古时期的礼制规定具有渊源关系，是合而为一的。若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子孙委托他人照顾，而自己远赴他地做官，也要判一年徒刑。至于殴打、詈骂祖父母和父母，则更是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