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大清王朝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师后，被一直赏识他的袁世凯起用。据曹汝霖回忆，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司法部，并新订律师条例。曹汝霖留学日本时，其专业即为法律，于是请求领取了律师证书，编号为一号。曹晚年时还颇为自得地宣称：“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律师没做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委任他为议员，旋即又任命他为外交部次长。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体弱多病，部务实以曹汝霖担纲。此后曹汝霖又升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嗣后又兼署财政总长。在钱能训内阁，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风顺——33岁任副部长，39岁任正部长。很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曹汝霖的资历、人脉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总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假设。命运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汉奸、卖国贼”之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数十年来，关于中日间的这一不平等条约，有着不少模糊不清的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一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把“二十一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真相有着不小出入。

1914年，善于见机行事的日本，趁着列国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强占了原德国势力范围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在出兵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保证只是借道，事成之后便撤军。但事成后，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将占据地点扩大。当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方撤军时，日本通过驻华大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一部分条款是要求由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一部分则提出了颇多无理的新要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福建筹办铁路矿山和整理海口，如需外国资本必须向日本商议；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等。”平生英武自许且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袁世凯当然深知“二十一条”的厉害，认定这是日本“直以朝鲜视我”，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保护国朝鲜的翻版。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款时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