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与中国大陆海天之遥的美国底特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检点平生，援笔成章，整理的文字发表于香港的一家叫《天文台报》的媒体上。后又编辑成书并在海外出版，此书即颇受史学界重视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这位在完成回忆录后不到两年即魂归道山的老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不仅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时还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著作中被“脸谱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著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然而，如果我们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摒弃将历史人物按意识形态的需要简单归类的做法，承认人性的复杂，真正负责任地走近历史、还原历史，便不难发现，汉奸或卖国贼并不足以为曹汝霖盖棺定论。身为历仕晚清和北洋的高级官员，曹汝霖是一个复合体。他既有亲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固守气节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圆滑，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换言之，在卖国贼的标签下，有着另一位更为生动也更为真实的曹汝霖。

【官运亨通的知日派外交官】

曹汝霖字润田，清光绪二年（1877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他先是像众多旧式读书人那样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并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抛弃了所谓的功名，转到经元善创办的新式学堂求学。当时西风东渐，到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更是一时之盛，曹汝霖亦加入到了留日队伍中。当23岁的曹汝霖东渡扶桑时，他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他一生的命运和名声，竟会和这个所谓同文同种的东方邻居如此纠缠不清。曹先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即日后的日本中央大学）。与大清的腐朽、衰败和暮气相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带给了曹汝霖极大震撼。多年后他犹记忆深刻：“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那时（日本）国公设立不久，尚未实行普选，政党竞选议员，未闻有花偌大金钱者，甚至一钱不名而亦当选”。日俄战争时，曹汝霖租住的日本平民家中，分配住进了一些日本军人，他回忆：“每日三餐，（房东）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

曹汝霖后来解释，他最初的亲日情结，正起源于留日时期尤其是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清朝末年，当列强逐浪而来，老大中国江河日下之际，日本的确是最能让中国人有亲近之感的——一则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二则日本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三则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试图变法图强的中国士人是榜样和鼓励。彼时不仅曹汝霖亲日，即便秋瑾、孙中山、黄兴等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亲日情结。

留日六年后，曹汝霖学成归国，就职于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在商部，他因参与中国和日本的东三省会议而结识袁世凯，两人虽地位悬殊，却从此订交。服务于清朝的几年间，曹汝霖拔擢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极短的时间里，他竟由商部的实习干部，升任为外务部左侍郎。这其中，既有他为人聪明圆滑之故，也和他的干练精明不无关系。如中日在东北发生摩擦时，他作为特派员前往东三省调查，回京后向朝廷条陈十事。比如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向东北移民，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还未恢复元气，中国理应趁此机会有所作为。东三省地广人稀，土壤肥美，每县所辖地盘比内地大许多倍，政府理应将这些县份划出一定区域，招募内地有志青年，移民屯田，寓兵于农，以此防卫地方。同时应多办工厂尤其是纺织厂，自足之外还可换取外汇。东三省的铁路一向由俄国和日本控制，中国只能认清现实，多造公路作为补救。应该说，这些提议确有可取之处，只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忙于剜肉补疮，根本无暇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