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