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