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为129师政委（先以政训处主任的名义）。据说毛泽东曾不无调侃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然而此时“张浩”积劳成疾，加之两次入狱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已经很难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当时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并另派人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张浩”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在延安，“张浩”一边养病，一边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就是由他创办的。当时他还任中共中央“工委”副书记，并曾主编《中国工人》月刊，还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在陕北时，“张浩”还曾多次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包括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这本《党的建设》几经作者修改，后由“抗大”用钢板刻印，成为广泛使用的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优秀教材，并成为后来整风运动中的一本学习读物。
意外的是，《党的建设》于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发现，核定后抄送呈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顿时“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们的特务机关在抗战中获得的第一本中共的“秘密文件”。而蒋介石看后也竟然颇有会心之处，他还用红铅笔加注了一些眉批，“足资参考”，“所见甚是”，以及“吾人亦可采用”等。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
蒋介石还让幕僚长陈布雷将此书及蒋的眉批翻印千册，分送国民党高级干部阅读，并嘱咐陈果夫参照此书，起草关于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即后来撰成的《党员调查工作须知》（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散发），一时风行于国民党内部。
1941年8月，“张浩”病情恶化，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翌年2月，林彪在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刚刚抵达延安，得知兄长病危住院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总算得以在林育英生前相聚。其时林育英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艰难地叮嘱林彪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人的冤案。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治丧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为他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毛泽东为人守灵、题写挽联、抬柩、题碑，大概只有过这么一次，这也说明毛对“张浩”是极为看重的。
【林育南：到底谁出卖了烈士？】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
林育南在党内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红旗日报》主编、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
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而他的革命启蒙人是恽代英。林育南很早就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甚至还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就在中共一大成立时，1921年7月，他还与恽代英等在林家大重新成立了旨在“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的组织。待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位中共一大的湖北小组代表返回武汉后，林育南随即庄重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后的一个“大手笔”——“二七”大罢工，林育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育南后来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的主编，若干年之后又重返武汉领导湖北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7年2月，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了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大会，并一鼓作气收回了汉口的租界。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继瞿秋白的“左倾”之后，李立三并未吸取教训，“左倾”迅速升温。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林育南头脑清醒，他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颇有忧虑，并多次与李谈话，希望李能客观和实际地分析形势。可是被苏联城市革命模式冲昏头脑的李立三听不进意见，林育南只得转而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以取得共识，借此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结果竟受到李立三的指责和批判。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所谓“立三路线”的错误已形成，党的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林育南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同时又与观点相同的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情况，并建议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是年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通知林育南赴中央苏区做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途中，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通往苏区的道路被封锁，林育南等人被迫潜回上海，他失去了在根据地继续革命的机会，也失去了与弟弟林彪会合的可能。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1931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人们称之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小文革”，当时有相当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或被排挤在会外。就在这次会议上，“立三路线”迅速升级为“王明路线”，还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睐。与“立三路线”斗争过的林育南，又要面临一场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了。
深怀着对中国革命的责任感，林育南等人不能听之任之，在党内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外召开党的会议，并联名多人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王明等人则把当时在苏联甚嚣尘上的“大清洗”式的残酷党内斗争经验带了回来，认为不如此则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们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就在会议进行中，他们几乎同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和逮捕了（前者还包括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谜案“东方旅社案”。一次事件竟使如此之多的中共机关遭到破坏，使如此之众的党内干部（皆为反对王明派别的人）遭到逮捕（其中数十人被秘密枪决），不可不谓蹊跷。
原来，那天下午，一个租界的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东方旅社的第31号房间，当他断定在里面开会的7个人都是共产党之后，马上向守候在外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防范的7人抓住，随后密探们又抓捕了后来到会的李求实（即李伟森）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这次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一夜，翌日共有36名共产党人落网。他们很快被移送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失望之余的蒋介石见劝降不成，指令就地处决。1931年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联”五烈士等共24人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多年后，陆续披露的史料表明，这一案件与当时王明等宗派主义者的阴暗和狭隘心理有关。王明等人当时已获知国民党特务在东方旅社密布网罗，与会者随时会有被捕的危险。不久又确有与会者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等人竟无动于衷。在有人提出应予营救时，王明指示静观其变，让江苏省委和中央都不要插手，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在林育南等人壮烈牺牲后，王明仍然毫无悲悯之意，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云云。（据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回忆：林育南等被捕后，“大家听到这消息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幸灾乐祸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汉年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在相关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的文件中，也有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给狱中支部书记的指示，赫然写着：“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