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集体为张浩（林育英）抬棺送殡（资料图）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原标题为“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
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林家三兄弟”，林育英“虽死犹荣”，林育南“死不瞑目”，林彪葬身异国——他们的故事余音袅袅，让人沉思、感悟……
俗话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共党史上的著名兄弟，一一道来，就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杨闇公烈士和他的弟弟杨尚昆、杨白冰，方志敏和方志纯兄弟，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惠浴宇和周惠（惠珏）兄弟，王树声和王宏坤兄弟，邹韬奋的公子邹家华和邹竞蒙兄弟，以及叛徒和烈士兄弟的奇异组合——张国焘和张国庶兄弟等。当然，还有一例更为人们熟知的，那就是“林家三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他们当中，一个是让人尊敬的中共元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因反对党内左倾错误，而被“内鬼”假敌人之手杀害的革命烈士，另外一个军功辉煌但晚节不保。这三兄弟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壮烈和喑哑，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历程。
“林家三兄弟”的故乡湖北黄冈，地处鄂东和大别山南麓，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是鄂东通往武汉的咽喉，可谓锁钥之地。
历史上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黄冈（朱元璋曾在这里击败过陈友谅），在中国革命的风云时代，曾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并爆发过著名的“黄麻起义”。而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林家三兄弟”之中的林育英、林育南外，曾有44万黄冈儿女为革命牺牲，其中5.3万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以及众多的解放军将帅如王树声、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周希汉等，多达200多名开国将帅都诞生在这里。
【林育英：毛泽东为他守灵】
黄冈团风的林家大，今有由当地群众自发集资修缮的“林氏三兄弟”故居。“林氏三兄弟”是黄冈白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在他们的父辈时代，这还是一个殷实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铺，还在武汉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布行。论辈分，林育英是林时朗的侄孙，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则是林时朗的孙子。“林氏三兄弟”是堂兄弟关系。
年长的林育英（1897—1942），后来化名“张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育英年龄最大，“出道”却在堂弟林育南之后，他是受了后者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
当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之后，结识了教务主任恽代英，随即加入了由恽创办的“互助社”。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了。
恽代英后来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的中共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动工人运动，林育英也成为中共早期的“工运”骨干。当“二七”大罢工发动之后，他奉命去长沙开展工作，热烈地鼓动人力车夫开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运动，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头示威，高喊着“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最终迫使人力车行老板答应工人的请求。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正在萌动的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林育英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国，不久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时正值北洋政局动荡，是年12月，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引起当局的镇压。在军警围殴中林育英头部被戳伤，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潜伏长沙，负责恢复中共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闻讯广为搜捕，林育英无存身之所，索性剃去头发，化装成僧人，以化缘和乞讨为生，跋涉月余，潜入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组织上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林育英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林育英被当地日军逮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大头目林育英”，但他始终没有吐一个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经营救出狱，但身体已遭受严重伤害。翌年1月，林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之际，也是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关键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在海外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时由于左倾中央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失利而被迫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指派林育英回国。于是林育英化名“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跋山涉水，月余后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毛泽东等相会，并与弟弟林彪团聚。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共党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即红军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产生争论。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再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而“张浩”行前已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见，认可中央的政治路线，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让张国焘改弦更张，不使红军发生分裂。
1936年1月22日，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对“张浩”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张浩”自知使命重大，随即致电张国焘和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并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称其时他“对张浩极为看重”云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张浩”调停的功劳。
接下来的西路军事件，“张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西路军事件是与东北“抗联”、南方游击战争并列的中共党史上三大曾经蒙受重大损失、挫折的事件。对它的表述，《毛泽东选集》新版中有新的注释，即：“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合乎实情的。当然，整个西路军的事件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陈铁健等研究者的文章中寻找来龙去脉。
这里笔者只谈与“张浩”有关的一些材料。就在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陷入困境后，当时进入祁连山的部队首长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中央派部队救援。至193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就在“援西军”日夜兼程西进时，突然收到了西路军发来的电报，电报称西路军已陷入绝境，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和战士大部分牺牲、被俘，余下的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也已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就不必渡河了。此时中共中央也来电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于当地，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这一期间，“张浩”与朱德、张国焘等不断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转达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而由于全国形势的急速变化，以及通讯手段的极端落后，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之前，处在河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也自顾不暇，至于对河西的遥控指挥，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此后，西路军以失败告终。根据中央的决定，“援西军”随即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批判，这一批判由于牵涉长征途中和渡河后的种种是非，以及山头等问题，未免在批判中出现某些偏差。有人就认为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是一回事，相关争执非常激烈。“张浩”则很快发现了这些倾向，他致力于统一认识，把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引入正轨，并深入各军、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向干部、战士作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同时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严格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