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8月14日，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9.18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15年的“雪耻”日记(每篇在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重要任务有几个，一是给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是提出援助问题，三是商讨修改中苏条约。斯大林最初认为延用旧约就可以了，没必要修新约，但在毛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修订。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外长维辛斯基签下第二个“中苏友好条约”。
此条约基本以第一个中苏条约为基础，斯大林为了让“一边倒”的盟友在国内民族情绪仍浓厚的学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作出了相当让步，如大大缩短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归还期等。签字三天后，双方发布公告宣布缔约事项，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与苏俄接上头后，人民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苏俄代表帮助下完成组织整合，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但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蒙古从来由王公喇嘛占据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因此，支持人民党的蒙古人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