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电影曾经达到《紫日》这样的思考高峰。大老爷们杨玉福禁不住泪流，大吼“那么多条人命啊！怎么能算了！”却一次次救了日本小女孩。看秋叶子尖叫着奔下长坡想阻止日军残杀平民，我们心中为之震颤，长久若有所思……

    即便不懂网络的大娘们也知道，谩骂和自矜自夸无法让任何人、任何国家前进。她们在战斗，在呼吁，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该做什么？

    在写稿时，我反复读着《发生在黄土村庄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还未结束》，一次次被大娘们黑色记忆的重量压垮，那对于亲自问出这些、记录这些的日本志愿者们呢？她们如何承受？

    我所要传递的，绝不仅仅是山西大娘们的历史，也是现在日本志愿者的历史。当年有那样的日本兵，如今也有这样的日本人。

    我想，如果你能够从文字感到疼痛，感到愤怒，那么，你当然知道她们背负着怎样的重量。如今，她们非常累了，这条路越走越苍老，而更多的年轻的我们，已不能再旁观。我决定跨出一步，分一点她们的重担，一起承受。

    我不希望这段记载给任何人带来复苏的仇恨，我希望它能给青年们带来承受历史的成熟和勇气，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并不是最锋利的匕首才是战斗，并不是最激愤的言辞才是爱国。只要多一个中国人记住了大娘和日本志愿者的历史，便是和她们共同战斗、共同爱国。

    当多一个人改变纯粹的仇恨，民族之间心理上的鸿沟也许会渐填，历史的巨轮也许会为我们而转。

    接受日本调查团采访的受害妇女名录

    赵存妮，山西省盂县北羊村人，1918年农历七月生。1942年被日军抓走，关押在西烟炮台，受到30多天性暴力侵害。被赎出时无法走路，卧床半年，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至今不育，女儿丈夫均已去世，目前独自一人生活。

    王改荷，盂县南社乡麻地掌人，1919年农历三月初四生。1942年被日军抓走受侵害20多天，被赎出时已“半死不活”。卧床两年多，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育有三子，丈夫去世，目前一个人生活。

    杨喜何，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19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生。23岁时受到日军性侵犯，受害持续将近一年。无子，目前与丈夫靠少许耕地维持生活，“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南二仆，盂县南头村人，出生年月不详。20岁前后的1942年春天开始被侵华日军抓走，受性暴力侵害直到1945年，留下病痛。1967年因子宫癌病痛剧烈，上吊自尽。养女一人。

    尹玉林，盂县乌耳庄人，1922年农历八月八日生。19岁那年春节，侵华日军闯入她家，与其姐都受性暴力侵犯持续一年多。其间无法给婴儿喂奶，孩子过世。

    杨时珍，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2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生。17岁时受到侵华日军极为残酷的性暴力伤害，被日本士官霸占、关押。被赎出后重病缠身，到20岁才稍有好转，婚后至今仍饱受病痛折磨，没有孩子。

    赵润梅，盂县西烟镇南村人，1925年农历一月二十六日生。1941年农历四月初二受害，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养女一人。

    高银娥，盂县南社乡麻地掌人，1925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生。16岁时被日军抓走关在窑洞受害15天，至今不育，目前和丈夫两人生活“勉强吃饱”。养女一人。

    张先兔，盂县河东村人，1926年农历九月初一生。16岁那年正月初二被日军抓走实施暴行20多天。被赎出后饱受后遗症折磨，停经十年。育有二子，现与丈夫两人生活，“日子非常苦”。

    万爱花，内蒙古自治区旧和林格尔县人，1930年1月1日生。虚岁14岁的1942年起，三次被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全身多处骨折，165CM的身高缩至147CM，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生过一次死胎，至今不育，养女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