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中国受害妇女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的败诉，引发了“山西省查明会”、“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简称WAM）等日本民间组织的一个决心。2007年的春天，她们开始筹备，想在中国举办一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回忆了缘起：“我们强烈希望让这个展览在中国的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同步行动。我们愿将她们与被害的回忆、与苦难的人生的勇敢斗争，真实地传达给中国各地的人们。”这位与石田米子并肩作战的女士说。

    这一“传达”，就耗时两年多。志愿者们挤出睡眠时间，埋头在170米长的展览设计、选稿、翻译之中。“我们不停地讨论，作业量很庞大，大家就像迷失在树海之中。”池田女士笑着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魏国英建议下，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

    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载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六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展览将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11月,展出为期一年。所有的展览经费由日本民间组织向东京市民募捐所得。

    “虽然决定要开展，但当时的我们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决定向市民募捐。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啪'一下拿出一大笔钱的富豪，钱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初我们估计，300万日元就是极限了，要谢天谢地了，出乎意料，最后我们募捐到了400万日元！”池田与石田两位女士笑着说。

    目前，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但并不是随便就给钱，是按半年为单位列好预算，并且要看过大娘真实的病历，才能确定支出。”

    池田惠理子女士说：“我们觉得，如果在很多人来访的博物馆里展出，能够让'大娘'们的中国同胞加深对她们的斗争的理解和敬佩，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作用。”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等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调查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松冈环女士，据说在地铁站台排队等车时，长年都注意不站在第一个，以免发生“意外”。在交流中提到这件事时，中方许多人都当做一件“轶事”。

    但池田惠理子马上举手严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常识了。另外，我们上下公共楼梯时，也需要注意一下前后。”

    参加的志愿者之中，有人原本从事保险事业，因为工作之余不停往返中国日本，导致损害了身体健康，不得已辞职，失去了固定收入，现在仍义务来到中国。有人曾为调查专门来山西留学了两年半，如今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懂、翻译盂县方言。

    而石田米子女士自己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需要人照顾。

    这次，研究现代印度史的丈夫对她说了四个字：“你就去吧！”于是，她再次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石田女士说“很感谢你们”时，她忽然说：“请不要道谢。被中国人道谢，作为日本人，我们会觉得很为难。”

    石田米子解释了她的婉拒：“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有人说我们'卖国'，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中国。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我们是想提醒自己，让这样的事不再重演。”

    认识历史是为了什么

    与石田米子、万爱花漫步在同一片展览厅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他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对日本友人说：“我觉得很感动，你们也是站在反日的立场上。”日本朋友就无奈地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之所以追究战争中日本士兵的责任，不是反对日本，而是爱日本。因为我们认为，战后的日本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把过去的历史搞清楚，可是搞清楚又做什么用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在我们身边几乎很少有参加过战争记忆的人了，那么，学历史难道就是把记忆停留在记忆战争的残酷上吗？”步平说。

    “我想，这个展览很具有代表性。是中日民众共同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祈愿未来的和平。目前两国人民还存在相互理解的问题，展览向我们提出了深层问题：如何从心理上、沟通上，更进一步相互理解。”

    石田米子说，如今参加她们活动、主动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年轻人并不很多。“我们通常每两三个月会组织一次100来人参与的兴趣活动，其中如果有10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很不错了，全场都会睁大眼睛稀罕地盯着他们！”

    在山西留学的日本大学生参观完展览后说：“看完后非常震撼，我就是希望来到第一线，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历史。”

    “这么多年来的寻访、研究，我获得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结论，而是认识那段历史的方式，那就是必须由自己独立来思考，然后向前走。”石田米子说。

    面对这一痛史，我们该做什么

    在轮到发言之前，一直静坐着的万爱花大娘从黑外套的兜里掏出了两样小东西，别在胸前。她是全中国第一位公开站出来作证的受害妇女，名震中日，嘴角一直下拉着，令我不敢接近。

    她站起来默然向四面一鞠躬时，亮晃晃的。走近了看，一枚“毛主席头像”，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奖章。“这是胡锦涛发给我的！”她拍拍胸脯，忽然笑了。这是在日本败诉以后，老人第一次笑。这笑令人心疼。

    我并非没有见过、听闻过她们的故事。但当我再一次看到六十多年前的老人冤死、女孩被污，那些令人哀伤的故事依然会沸腾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骨与血，令我的脑袋“嗡”地一震，几乎要失去理智。

    这与过去多少年无关。无论生与死，她们的魂灵与意志，从未离我们这个民族而去。

    也许日本年轻人多已忘了历史，或不再看得沉重，但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忘记。如果你看到这些含恨的故事，你很可能想到“报仇”。时至今日，中国的网络上仍不断传出“小日本”的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