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常理度之，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分析，未必失当。

胡乔木后来回忆，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两个决定之一(另一个是1947年与国民党决裂、开始解放战争)。这个年代的中国，不仅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国的困难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选集》里，这位中国经济运作重要的当事人描述当年：“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1/4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统计表明：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21%，棉花产量约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动感情：“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相对应于情感因素，从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当时不同意见主要是：“(1)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这些当然都是实情。

这种种困境之上，已经开战的战争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分析：“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们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战争按此形势演变，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怀极著名的一句判断：“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后来，毛泽东跟金日成描述当年的决策：“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现实的演进及其考量，当然是形成决策的关键。但是，仅以此来观察毛泽东及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远远不够。更早一些时候，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便有清晰论述：“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才是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与使命。无此体察，我们难以摆脱庸常之人现实与实力计算的低级别的窠臼，更无可理解一代伟人选择之超越性基础。即使朝鲜战争打到极端，周恩来的论述既悲壮，也有一代革命家极其令人景仰的担当，他说：“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战争与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里论述这场朝鲜战争：“鉴于这个新共和国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正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卓越战绩确立，因而有必要对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简单回顾。官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这样写道：虽然中国红军只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从它自身具备的战略战术水平来看，仍不失为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不妨说，由于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它在军需方面是贫乏的。然而，它的半游击的战术正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重武器和大量运输负担的机动性的基础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筹，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任何一个敌方阵地。只有经过这样遭遇的美国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灵一般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进攻者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扫射是何等令人胆战心惊。新闻记者们喜欢说什么'亚洲游牧民族的人海战术'，这与事实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人进攻的单位很少大于一个团。甚至这样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为一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排规模的穿插运动。中国红军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人众，而是因为其骗术和奇袭。”

当然，这场战争也让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后长达20年时间，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同时，也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这是战争改变的历史走向，但将这场战争置于更宽广的背景里，它的价值与意义自有另种面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而失败的各种屈辱的战争经历，经此一战，面貌大变--《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论及：“这个胜利，是在对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条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使最克制的历史观察与评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如此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我们从历史性的观察与评论回到历史现场。停战协定签订稍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传(1949~1976)》解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后人读史，面对这段历史不免深觉吊诡，对于新中国最重要的和平时期，却需要用“以战止战”的方式获得，这断非普通人能够想象。

在这个时刻，再来回观出兵与否的争议及其最终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怀亦有如此深沉的感叹与重要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富强中国的条件与路径

中国所有和平的期待，为的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那么，朝鲜战争改变了什么？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呢？

实力对比与国家的战后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权衡因素，以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操盘人--分管财经的中财委主任陈云的角度，他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并应对它呢？这其间还稍有曲折。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陈云传》的编写者：“薄老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薄老讲：'陈云不同意出兵。'我说：'奇怪了，陈云同志回来讲，毛主席定了以后，他很支持，没有说不同意嘛。'1986年，我问过陈云：'出兵朝鲜你不同意呀？'他说：'谁说的呀？'我说：'一波讲的。'他说：'这有一个过程。'”陈云为什么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陈云问毛主席：“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来轰炸内地，把经济搞乱？”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