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借机增强“轴辐体系”的战略活力。美国传统亚太“轴辐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国与地区盟国之间保持单线联系，盟国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这种“轴辐体系”正日渐丧失活力。美国急需一种新的安全框架，推动亚太“轴辐体系”向多边安全网络转变。2011年1月，日韩就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达成共识，标志着日韩已初具军事同盟雏形，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盘点地区战略资产、着力增强“轴辐体系”战略活力的一招棋。

其三，调动盟友战略资源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领导地位源于自身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能够或应试图掌控全世界正在演变事件的轨迹;尽管美国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但美国的资源和影响力并非无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两场地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战略资源空前透支，权势和威信受到冲击，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秩序的把控能力下降。通过推进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更好地盘活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资源存量，进而最大限度节省在亚太维持霸权的成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即是美国在一再削减军费预算的情况下，让韩国政府拿国民的纳税钱替美国军工企业“埋单”。

多重的制约因素——

面临挑战重重前景有待观察

在多边主义旗号的掩护下，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在加快，其地区存在感也在增强，但在亚太地区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和制约因素。

一是安全理念有悖各国需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在亚太各国自主进行多边安全设计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亚太安全理念和亚洲主义实践形式。以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强调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和协议的非约束性;以军事互信为起点的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地域特点和成员国共同需要的安全合作之路，为维护地区战略平衡、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安全制度设计上，迷恋集团政治和绝对军事安全的美国，企图将领袖欲望和冷战思维印记强烈的北约经验移植到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中，其结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应者寥寥。“美国制造”印记浓重的各类多边安全构想，恐怕难以博得亚太国家的青睐。

二是同盟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如果过分摆出“抽身”同盟姿态、追崇多边主义，容易导致盟友产生“被抛弃”的错觉，增加盟友的离心力。1991年，美国曾试图将日本纳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多边构想，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弹。村山内阁出台《樋口报告》，号称寻求自主防卫方针，美国被迫发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必须时刻照顾盟友情绪，这势必会对其多边安全进程造成掣肘。另外，日韩是美国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支点。但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日韩关系持续低迷。这也为美国实现多边安全“蓝图”增加了未知之数。

三是联合对华的号召力不足。当前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它们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都尾随美国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机制。今年2月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虽然美国再次炒作南海争端，但由于老挝等国家反对，最终的会议声明中并未出现“南海”和“中国”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