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地区，美国对双边同盟体系向来十分倚重，将其视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近年来，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美国对通过多边途径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兴趣逐渐加大，不仅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多边机制，还创设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太平洋地区防务首长会议”“太平洋陆军参谋长会议”等多边防务安全机制。今年6月4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部长卡特更是提出建立一个“原则性安全网络”的设想，试图以此为抓手，塑造对己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

渐进的态度转变——

从冷漠排斥到全面拥抱

受双边结盟行为定势的长期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问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容忍、适应和接纳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政府时期，甚至同一政府的不同阶段，其态度和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老布什执政时期，对各种多边安全倡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曾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机制，老布什对此表现相当冷漠，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则要求澳大利亚撤回该建议，以免“给美国造成麻烦”。不过，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认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在外交实践中也逐步接受和认可东盟等多边机制。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发展多边安全持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支持各种多边安全机制。1993年7月10日，克林顿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其四大优先战略之一即是“就共同的安全挑战举行新的地区对话”。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地区制度”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采取的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要件之一。这一时期，美国不仅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性多边安全制度，还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机制，如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东北亚合作对话等。

小布什上台后，其内阁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人士，偏好于通过单边手段实现政策目标，更多地将多边安全机制视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要求其“可以帮助管理当地危机”，且是“基于目标的”“愿意促进军事力量的联盟”。基于这种功利性立场，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态度不时自相矛盾，一方面，“唱衰”多边机制作用，如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而已，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在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等机制表达自身立场，维护自身利益。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全力推行多边主义理念，强势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自2011年11月10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说，宣布美国将在战略上“重返亚太”之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实行了更趋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注重增强同盟国间的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小多边机制延伸，由此形成了以“美日+1”模式为代表的美日韩、美日澳与美日印三边合作机制。日前，驻日美军邀请英军在冲绳基地的施瓦布军营和汉森军营参加训练，日本内阁则以“《日美安全条约》中没有被禁止”表明了同意的态度。

多元的战略考量——

借力多边机制维护自身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形成了以“轴辐体系”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机制。一直对亚太双边防务安排青睐有加的美国，之所以强势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并非是真心与地区国家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为维护自身霸权服务。

其一，为深度介入亚太提供机制支持。在美国看来，参加或主导多边安全框架，可为美国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披上合法性、正义性的“外衣”，并利用多边机制的“杠杆效应”来放大美国的影响力，为“重返亚太”寻找更多支点，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换言之，美国参加这样的多边机制，就是想将之打造成为美国插手地区事务、挑动地区国家矛盾、防范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美国就多次教唆菲律宾等国，在东盟框架内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妄图放大和激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