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美国复杂的国内政治局面和普遍蔓延的沮丧和愤怒，为化解这种对执政极其不利的负面情绪，下一任美国总统无面临两条出路：一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方面扭转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对美国经济结构进行大范围的深度调整，重新恢复强大的实体制造业;二是向外寻找战略关注点，以此来凝聚国内力量，一方面扭转“无敌人综合征”所导致的战略失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各利益集团找到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目前看来，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刚上任的总统很难有这样的经验、能力和本钱去实施如此重大复杂的国内改革。因此，下一任美国总统必然向外寻找关注点，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成为这个关注点的首选。从这个意义上看，下一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应该是意料之中。

事实上，出奥巴马外，美国自里根以来历届新上任的总统都对中国强硬，而后来都因中美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和不可逆转的互相依赖而趋向理性。然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沮丧、甚至惊恐的情绪很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战略共识。因此，必须对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这种强硬的态度是否会转换成长期的围堵政策？还是仅为下一步讨价还价做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第二种判断更具有实践意义。围堵政策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制定、互相独立的经济体系以及黑白分明的军事对抗阵营。而当今世界、包括中美两大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利益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以利益驱动决策的结果;而全球化早已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势不两立的对抗阵营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因此，美国以其仍然具有的霸权和强势地位，争取在与中国讨价还价中长期保持优势，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战略课题，也是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根本挑战。(黄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氏基金会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