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所枝繁叶茂，在全国“遍地开花”。为此，钱三强形象地比喻为“老母鸡下蛋”。

钱三强先生画的“老母鸡下蛋”图。

“原子能所是‘满门忠孝’”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被委以重任。钱三强身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不过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学术上仍以中科院为依托，叫做“出嫁不离家”。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央要求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把“两弹一星”搞上去。中科院二话不说，不仅支援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如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黄祖洽、于敏、杨承宗等，而且把原子能所整建制地划转给二机部。

有人称在中国研制 “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914人。

当时，在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两弹一星”创业历史何处寻

一直为“保楼”奔走呼号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孙伟林在闻悉此楼被拆的“噩耗”时，连说了三个“痛惜”。“为什么前不久关于‘中关村的明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李佩先生的专访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在青年中引起那么大反响？因为大家都明白，‘多年后，李佩的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孙伟林说，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人们从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价值观的坚守，对科学的执着，对名利的淡定，这是共和国创业者的精神追求，但也是今天所缺失的。 而有六十多年时间积淀，蕴含着人们所景仰的众多著名科学大师事迹的“共和国第一楼”，其意义和价值，更是任何当今高楼大厦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在北京市城市建设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拆迁遗憾，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记者在拆除现场碰到一位关注老楼命运的专家。他指出，该楼被拆除的命运与若干年前中关村规划有直接关系。他对此痛心疾首：“科学发展不是靠盖大楼、搞人海战术，以摧毁历史就能换取卓越的。不是楼越盖越高，学生越招越多，好科学就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