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军为战，与该校许多专家一样，刘忠始终把创新“靶标”瞄准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战略需求。1997年，原本学习计算机系统软件的刘忠，将研究方向调整为作战指挥控制领域。当时，计算机软件开发人才炙手可热。有人对他说“你搞软件开发多好，何必改行去研究打仗。”刘忠说：“我哪是改行，军人研究打仗就是我的本行。”10多年来，刘忠将计算机技术与军事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在体系结构设计、行动规划计划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

近些年来，国防科技大学一大批具有一流专业水平的专家教授，往往成为很多国内外公司企业竞相追逐的稀缺人才。面对优厚的待遇条件，他们并不是没有机会选择，但为什么最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大人”这个绝非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名字？

“关键取决于你的价值取向、精神境界。”该校张维明教授说，为国家做事，做对国家和军队发展有价值的事，这是科大人的精神风向标，使他们在小家与大家、名利与事业之间，自觉选择了后者。

是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坚定选择中，我们才更加读懂了国防科技大学“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忠诚、严格、科学、勤奋、文明”的校风，还有“银河”精神、“天河”文化等一代代科大人创造和坚守的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让一代代军事科技人才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了应有的定力，在攻坚克难的征程上展现出可贵的意志品质。

孤山寒风腊梅放，剑弩争锋撼苍穹。探寻国防科技大学创新成果迭出的奥秘，我们深深感到，在无数个“为什么”的背后，蕴涵着他们为国铸利器、强军勇担当的创新价值追求，彰显着他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创新品质。这些，正是这所大学创新文化的灵魂。那一个个写着科大名字、承载着民族骄傲的重大科技成果，既是一座座科技高地，也是精神高地和文化高地。

创新为何“于斯为盛”

■刘戟锋

多年来，每当我和同事们谈论起国防科技大学创造的一个个科技奇迹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归因于这所大学的文化。归因于文化，是因为我们有切身之感。

这里有强烈的奉献意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使得国防与科技成为牵动每个中华儿女身心的头等大事。在国防科大，军人的奉献意识生动化作献身国防科技的自觉行为。当一位位青年才俊昂首进入国防科大时，他们怀着的是一个强军之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祖国的强大，以国防引领科技发展，以科技推动国防建设。在科技成果迭出的背后，你可知道：多少科研人员通宵达旦奋斗在实验室？正是凭借这支甘于奉献的人才队伍，国防科大才得以在科技创新领域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滚滚洪流。

这里有深邃的未来眼光。历史与现实都警示我们，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长期依赖于人必然受制于人，科大人深谙这一铁律。因此国防科大长期坚持人才的超前培养，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自主创新作为必由之路，力争在可能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前沿领域、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领域、事关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关键领域，掌握更多制胜利器，涌现更多首创成果，在科技创新的竞赛场上真正做到不跟跑、不伴跑，只领跑。

这里有突出的团队精神。人类智能产生的机理是什么？科学目前缺乏解释。但有两类情形是人们公认的，一类是个人智能模式，简单说就是“急中生智”;另一类是集体智能模式，叫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说明智能的培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国防科大在人才培养中大力推广的MOOC教学和MOORE研究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优长，就是要实现各种思维方式的互补，并在互补中推进集体的创造和创新。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国防科大协作气氛特别浓厚、团队精神特别突出的原因。

当然，文化与科技是相辅相成的。科技进步需要相应的文化底蕴，而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先进的科技支撑。创新为什么“于斯为盛”？因为国防科大坚持道器并举、文理并重，积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使得一代代科大人将文化自信成功地转化成了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实际行动，进而才涌现出一个个重大科技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