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石碑上，又是一个年轻的英雄：王来，1965年10月20日为抢救战友牺牲。

让时光凝聚在那天下午6时。一次大型试验任务合练圆满完成，在剩余液氧即将排完时，意外发生了!4号车液氧洒进了一簇红柳，红柳迅速燃起大火，灭火过程中，一名新战士的工作服沾到火星燃烧起来。情急之下，战友们连忙跑上前扑打，又有两名战士身上着起火来。

当了5年加注手的王来深知，在液氧助燃的烈火面前，人的躯体等于什么。可时间不容多想，他冲上去拼命把战友周孟山和武润喜着火的衣服扒了下来。战友得救了，气化分子却使王来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身边就是战友和加注车，怎么办？当战友要向他冲来时，王来大吼一声：“别过来!”转身向戈壁滩跑去。10米，20米，王来的步伐踉踉跄跄却坚定无比。

王来走了，只在戈壁滩的沙砾上，留下了38个脚印。可谁能说，在火箭腾空的熊熊烈焰中，没有王来那支青春火炬的闪光呢？

守护陵园20年的杜正礼老人揩着眼泪说，这里安葬的英灵，平均年龄只有27岁!27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但他们选择了航天，选择了沙漠，选择了奉献，选择了牺牲，同时也选择了光荣!

壮哉!青史永著，勇者长存。

聂帅墓碑的两侧，分列着多名长眠在此的将军。孙继先、李福泽、张贻祥、徐明、石荣屺……这些写进共和国航天史册的将军，个个都是一部传奇!

1958年，孙继先中将调任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而此时，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征尘未洗，这位“火箭司令”也从未见过火箭长什么样。数字对比是惊人的：1959年，美国共进行了66次核试验，导弹发射试验数以百计。而中国的尖端武器数量为——0!

然而，差距吓不倒中国军人。孙继先，这位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突击营营长，拍着桌子给官兵们打气，“朝鲜战场上，他们武器先进，还不是照样吃败仗。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50年后，钱学森先生仍感慨不已：“如果当时不下那个决心，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导弹，也没有人造卫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吗？”东风基地第二任司令李福泽，曾因不能亲手发射第一枚核导弹而失意良久。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李福泽执意要与7名部属一起参加试验。七人党小组长高震亚拉下脸来：“我们7个操作发射有上级专批，你有批件吗？”

李福泽怏怏步出地下室，他多想亲手操作祖国第一枚核导弹腾空而起啊!我想，离开场坪那一刻，将军眼里肯定溢满了泪水吧……

时光荏苒。1974年，中心第四任主任徐明临危受命，短短5个月里，3颗试验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10年后，这位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骨灰送回戈壁滩。”青山有幸埋忠骨，魂牵梦萦戈壁滩。这寂寥空旷、杳无人迹的戈壁滩，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他们怎舍得离开？

“将兵之道，身先士卒”。也许，正是将帅们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才使得一批批科技专家云集麾下，扎根戈壁，为中国航天披肝沥胆，奉献终生。

聂帅右手边，是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高级工程师胡文全的墓冢。1958年，哈军工首批毕业生胡文全来到这片大漠。扎根戈壁28年，胡文全拼出了4项科技成果奖、15次嘉奖、4次三等功和1次二等功。直到那个除夕，胡文全住进了医院。望着已经深度扩散的癌变切片，医生们惊呆了：“怎么不早来啊!”……

陵园南区，两座巾帼女杰的墓碑让人心头一颤。她们是55岁的谢秀玉和56岁的潘仁瑾。

1998年7月，高级工程师谢秀玉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项课题。肺癌手术后，她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交代：“资料都在这个包里，你们拿去用吧。”同事们完成了她最后的成果，谢秀玉那加了黑框的名字被郑重地署在最前面。

潘仁瑾长眠大漠，或许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爱人。她的丈夫刘明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1966年，刘明山毕业分到戈壁滩，而潘仁瑾留校任教。漫漫黄沙隔不断爱的情愫，几年后，潘仁瑾也选择了大漠，把满腔心血倾注到共同的事业中去……

西风呼啸，长歌当哭。伫立在这肃穆的陵园，仰视这威严的钢铁军阵，只觉得满腔的热血撞击着胸怀。

爱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想，东风人对航天事业的爱，已经超越了亲情、爱情，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东风航天人，当与大漠胡杨一般，千年不朽，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