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队是近代军制的创新、创建者。原来普军老气横秋，有六十多岁的营长，八十多岁的将官。年老体衰，思想僵化，国王沉迷于华丽的军装和表演性演习。但万幸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大刀阔斧进行自我改革的军队。近代世界最宏伟的军改大剧，在柏林军事学校校长沙恩霍斯特的导演下开幕了。他是个爱思考的人，当过军事杂志编辑，写过军事论文。在军队服役时，他痛感军事体制陈旧，面对采用新型体制的拿破仑，他提出普鲁士很难打防御战，应主动出击法军。但国王胆小怕事，幻想和平，终致大败亏输。沙恩霍斯特搞了一个“军事协会”，利用军校条件，招揽军中头脑开放的军官，设计普军的军事改革。被世界广为仿效的总参谋部制于此发端。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岁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军中，沙恩霍斯特敢于大胆启用年轻的思想者，气魄直追汉武帝。

众所周知，德军后来威赫一时。“二战”虽败，但对现代战争艺术的贡献无法否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赞扬沙恩霍斯特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克劳塞维茨，影响更是超出军界和国界。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这位“德军改革之父”和战争思想者，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军校和高层机关应该重点研究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大师？这个“问号”叩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一个“独尊儒术”带来万马齐喑。高山之巅无美树，大树之下无美草。漫长史书，政治家招贤纳士如汉高祖如唐太宗者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中国相对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战略思想的荒芜。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有眼光的人也不过是写了《海国图志》，教国人知道国外有国，可是这个工作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而此时，美国的战略家席华德已经在帮林肯设计太平洋商业帝国了。之后，清朝大臣争论塞防还是海防，而美国的另一个战略家马汉已经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准备了“制海权”理论。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国家比公司，美国从一个小地区代理公司起家，百来年做到垄断全世界的规模，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家“引路”、军事家“开路”、政治家“驾驶”嘛。

当年晚清中日之战、中欧之战都是人才之争的结果。曾国藩上书咸丰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绪帝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结果，清朝这个数百年的“大企业”，最后由于“乏才”而“破产”、而“家破人亡”。

思想枯竭、精神萎靡，使晚清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变革统统难落实处。暮鼓晚钟，百年回响。今日中国争衡世界，争什么，怎么争，归根结底不还是人才吗？孙子几千年前比较两国胜负时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将”就是决定因素之一。打仗，打“将”，永远如此。而打“将”，主要打的就是思想。

由二人对话，有感而发人才之论，实是情不自禁。中国全面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国防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提供条件让有真知灼见的人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