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鲜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和完善过程。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司法改革和创新的产物，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和垄断案件飞跃上诉审理机制也是如此。在法庭三年运行试点工作评估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是法庭定位需进一步明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法庭组织架构与我国现行“四级两审”诉讼制度存在冲突。法庭审理案件的再审工作，由同是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和法庭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三庭负责，再审案件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的担忧。第二个方面是，法庭职能定位名不副实。按照我国现行诉讼体制，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承担审判监督、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等工作。虽然名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实际上承担的却是本应由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二审案件审理工作，级别和地位无异于一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庭，强使履行最高人民法院承担的审判监督、制定司法解释和政策等职能，给人名不正言不顺之违和感。

二是人员队伍不稳定，人案矛盾较为突出。法庭2020年、2021年法官人均受案（新收加旧存）分别为109.2件、126.5件，已远超设庭时的测算基数60件，人案矛盾较为突出。过大的人员队伍流动性和较为突出的人案矛盾，客观上制约了法庭案件审理质效的进一步提升。

三是人员配额和物质保障难以满足正常运行需要。人员配额、领导职数、办公经费均挤占最高人民法院原有配额。办公场所一直借用北京互联网法院租用的办公楼。

四是审判配套制度有待建设。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不同于物权，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需要配套的诉讼制度作为保障。这方面现行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如专利授权确权案件的循环诉讼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诉讼中，法庭是否可以应当事人请求发布秘密保护令法律上也不明确，既不利于商业秘密保护，也增加了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难度。民事诉讼法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案件规定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