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维稳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清廷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清廷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清廷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庚子年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大、更强，是他们的首要追求。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辛亥前后，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后过河拆桥的戏码也不断上演。众多有着黑道背景、依靠黑道起家的民国新贵们，登堂入室、坐稳江山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而中央权威的缺失，令“就地正法”成为地方强者的天然权力，民国初年的广东打黑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势力清洗异己的“黑打”。

一池原本就黑的水，搅的人多了，就更为浑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