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豆包

“亚洲最大医院”原院长阚全程的落马，揭开了医疗行业复杂生态的一个切面：这位一手将郑大一附院打造成万张床位全球超级医院的行业知名人物，近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去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而与此同时，另一场席卷医药行业的“退潮”正在上演：从巅峰时期18家医院到如今仅剩7家，新华医疗5年11次甩卖医院资产，国药、华润等巨头也曾纷纷出清，曾经被视作“药+医”协同典范的医院资产，如今成了药企急于剥离的“烫手山芋”。

这场在2025年迎来集中爆发，2026年持续发酵的行业出清，背后是民营医疗行业的生存寒冬，更是医药行业发展逻辑的根本性切换。

药企集体“甩卖”：5年11家，跨界者纷纷离场

药企出售医院资产已不是个别调整，而是持续数年、节奏加快的集体行动。

从早期零星剥离到近两年“清仓式”退出，医院资产正被批量从药企资产负债表中移除，新华医疗的历程堪称行业缩影。

作为较早涉足医疗服务的医工结合型企业，新华医疗曾通过并购、自建快速扩张，高峰时期控制或参股18家医院，覆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多个领域。

但从2020年起，其剥离动作持续落地：

2020年4月与12月，先后出售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南阳市骨科高新区医院部分股权，拉开出清序幕；

2021年明确提出“有序退出医疗服务板块不良资产”，将医院资产定性为需清理的存量；

2022年加速撤退，转让唐山弘新医院43.33%股权、上海辰韦仲德医院管理公司12.85%股权，放弃对多家骨科医院的部分持股；

2023-2024年，旗下医院经营问题集中爆发，湘阴县华雅医院持续经营不善，多次“输血”后仍无奈停业，后续更被列为被执行人。

进入2025年，新华医疗的出清力度进一步加大：

1月挂牌转让山东新华昌国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5%股权，底价1.13亿元，标的公司上一年度营收仅479万元、净利润78万元；

8月以20万元底价转让淄博新华医院100%股权，而该医院已无医疗机构许可证、无医保资质、无业务、无从业人员，沦为“空壳资产”；

年末再预挂牌转让湖北新华医疗控股子公司，截至2025年10月，该子公司总资产2.10亿元、负债1.41亿元，虽有1.54亿元营收，但净利润仅1489万元，盈利效率堪忧。

对此，新华医疗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明确表态：“战略重心已聚焦医疗器械和制药装备主业，医疗服务业务正在逐步缩减。”

不止新华医疗，医药巨头们的“断舍离”同样坚决。

2025年11月，国药控股以约6.3亿元挂牌转让健嘉医疗45%股权，披露数据尽显经营压力：2024年营收16.4亿元、净亏损1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11.2亿元、净亏损0.65亿元，截至2025年9月底资产负债率超77%；

复星医药选择彻底退出和睦家股权投资，斩断与高端医疗服务的关联；华润三九早在2018年就挂牌转让深圳市三九医院82.89%股权，直言“业务与长期发展方向不一致”，彼时该医院已停工多年；益佰制药、景峰医药、人福医药等也纷纷跟进，陆续剥离淮南朝阳医院、金沙医院、钟祥市人民医院等资产，逐步淡出医疗服务板块。

民营医疗寒冬：关停率飙升

药企集体甩卖的背后，是民营医疗行业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据国家卫健委及第三方行业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已有1247家民营医院正式关闭，其中包括37家三级医院，平均每天近7家民营医院退出市场。这一趋势从2023年便已显现，综合国家医保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以及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等数据，有行业分析测算，2023年时，国内民营医院关停率仅为7.2%，2024年已飙升至19.6%，进入2025年形势更为严峻。

生存压力不仅体现在关停潮上，更传导至支付环节。

部分民营医院因盈利承压、合规不达标或营收未达医保要求，主动申请退出医保定点，或被医保部门取消资质。例如，新华医疗转让的淄博新华医院早已失去医保资质，彻底丧失核心支付渠道。

根源来自支付环境与监管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随着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全面落地，医保控费进入精细化时代，集采常态化推进、医保监管趋严，全链条合规，让民营医院原有粗放或游移在“灰色”地带的运营模式难以为继。

对药企旗下的医院而言，这种压力更被放大：医院资产重、回报周期长、组织管理复杂，与药企的经营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当药企自身面临创新研发、商业化的资金压力时，医院的亏损与资金占用便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药企的战略回归与行业逻辑切换

回溯十余年前，药企办医曾是踩中政策风口的“香饽饽”，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

政策层面，201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出台，放宽举办主体、服务领域限制，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为社会资本办医打开窗口。

企业层面，彼时仿制药竞争加剧、创新药尚未成型，药企面临业绩增长焦虑，医院作为“能产生持续现金流的实体资产”，被视作理想的第二增长曲线

产业层面，“药+医”的协同想象空间巨大：药企掌握药品、器械资源，医院掌控临床场景，既能推动产品渗透，又能反哺学术推广与新药真实世界研究，形成上下游闭环。

但现实很快击碎了幻想。

医院运营需要长期的人才储备、学科建设与精细化管理，涉及医疗质量、医保结算、绩效分配、合规风控等多个维度，其复杂程度远超药企的多元化预期。

而随着医药行业发展逻辑从“渠道扩张”切换到“创新兑现”，药企的战略优先级发生根本变化：创新药研发、临床管线推进、商业化准入与国际化注册，均需要巨额且持续的资金投入，相比之下，医院作为副业，不仅无法贡献协同价值，反而占用大量资金与管理精力，成为战略包袱。

如今，“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成了药企出售医院资产公告中的高频词。

这背后是医药行业的深度调整：在集采、控费、创新驱动的新生态下，企业必须集中有限资源投向核心业务，剥离低效率、非核心资产，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立足。

对民营医疗行业而言，药企的集体退出也意味着“资本热”的退潮，未来行业将更聚焦于专业医疗团队主导、精细化运营的优质机构，粗放式扩张的时代已然结束。

这场药企与医院资产的“断舍离”，既是民营医疗行业的一次“洗牌”，也是医药行业回归核心价值的必然选择。

当政策红利消退、运营压力凸显，曾经的多元化想象终究让位于现实的战略考量，而这一趋势，在创新驱动、合规为王的行业背景下，还将持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