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难民危机扰人，移民群体的日子也不好过。法提赫·阿金的《凭空而来》则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既表达了移民者的困境，又呈现了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崛起。女主人公嫁给了土耳其丈夫，原本这个移民家庭幸福和谐，两个当代新纳粹青年却毫无理由地将她的丈夫孩子炸死，但在法庭上，移民家庭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金棕榈作品、鲁本·奥斯特伦德的《自由广场》中，男主角身为中产阶级艺术家，却面临着道德的崩盘，为了拿回被抢的手机，他骚扰了住着各种移民的一整栋公寓，结果反遭一个移民小孩不依不饶的纠缠。

除主竞赛单元之外，“一种关注”单元更是有不少呈现第三世界苦难的电影，短片单元中，质量较高的《A drowning man》和《Across my land》都与移民、难民题材相关，特别展映中的纪录片《海之悲》则是极力敦促英国政府接纳儿童难民，就连VR展映的《肉与沙》也在展现偷渡客的苦难遭遇。

政治表达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旋律，两位俄罗斯导演表现突出。安德烈·萨金塞夫的《无爱可诉》用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隐喻了苏联解体，并批判了当下俄罗斯社会的现实。谢尔盖·洛兹尼萨的《温柔女子》则用一个对连番羞辱沉默以抗的女子为主人公，反映俄罗斯社会糟糕恶劣的环境，并借此强烈批判了苏联政府当年给俄罗斯留下的影响。

欧美导演悲观绝望一丧到底，日韩导演趋向小清新

令人惊讶的是，多部欧洲影片的结尾流露出导演对当下现实环境的悲观和绝望。《无爱可诉》的结尾，离异的夫妻二人重新与他人建立家庭，所谓的新生活却是故态复萌。《温柔女子》的结尾，女主角在梦境中负荷了高压式的政治灌输，依然没有达到见丈夫一面的目的，还被苏联士兵们轮奸。

《凭空而来》的结尾，女主角认为法律并不能为自己死去的丈夫和儿子讨回公道，放弃了上诉，也放弃了轻松复仇的计划，而是选择自制炸弹与仇人同归于尽。《快乐结局》的结尾也并不快乐，寄人篱下的继女一边看着想自杀的爷爷将轮椅慢慢沉入水中，一边却打开了手机视频直播。

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圣鹿之死》讲述了一个隐喻性极强的复仇故事，男主角一家四口都有可能会被诅咒死亡，而最后，最纯洁最没有攻击力的小儿子被献祭而死，才解除了家庭危机。

罗宾·坎皮略的《每分钟120击》选择的是艾滋病权益促进组织的故事，维权抗歧视的故事虽然激烈，但这些主人公却是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在强大的死亡面前，平权或许只能是一个经过，是人物崩发最后生命能量的方式。最终的结果依然是不断的死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