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人敞亮，逢人说实话，不爱阳奉阴违的应酬。但凡看戏和演出，必携老伴陪同，其实他是想陪老伴、给老伴解闷。他爱跟人拉家常，从不愿给人添麻烦，更不怕人笑话他是农民。他时常不以作家自居，“我跟白鹿原上任何一个老农民都没有区别，农民在土里刨用得是农具，我只不过拿笔耕耘我的文学自留地，盼着好收成，其实都一样。”他挚爱白鹿原，手舞足蹈地给我说幼年白鹿原上过年的光景，记忆深处的馍香和酒香，震得人发颤的鞭炮声，可是，即便再美、再热闹他也不愿回到那过年盼白馍的白鹿原，他悲悯那年月农民们讨生活的苦难。“我在那里体验着农村生活，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是觉醒式的，农民给了我表述中国乡村的强烈欲望。”

陈老师尽管和蔼、慈祥，训起人来也“残货”，前几年有摄影师朋友拍了白鹿原最后的窑洞做成集子，托我拿去给陈老师瞧，陈老师感慨：眼下都忙着当官做生意的光景，居然有人关照白鹿原的人文生态。书里附了一张白鹿原窑洞分布图，陈老师一眼就发现失误之处，立刻坐定把地图重画一遍，订正标注，见我目瞪口呆即刻数落：“官僚作风！一个关中人，还当这些年记者，东南西北不知，连个灞河、浐河都分不清，原上原下不明白，你就整天别往基层跑，不要关心农民死活，看哪热闹哪钱多你就往哪钻！” 

他实在有资格痛斥“官僚作风”，因为他保持着农民的俭朴。最近这几年，陈老师深居简出，不再出门讲学、出席活动，整日窝在南郊的工作室里“上班”，没人来访就守着屋里一个18寸的破电视，来人就带到书房那张旧书桌前说事，吃的永远是学校食堂。劝他回家休息，他老给我说人不“上班”不行，不“上班”就没有前途、没有奔头。

有时寻陈老师采访，给他带些花、茶叶、雪茄之类，可他总嫌我花了钱。“人老了都没用了，花钱是浪费，还不如花到别处。”最后，带去的东西不但让我原封不动提回去，还要把自家的东西搜腾些合适的出来让我带走。

前两年，偶尔找他签书，总觉得老人精神不好，去了都是麻烦和打搅。可老人没一次拒绝，反过来安慰我:“现在都流行网络小说了，咋还有读者记得我呢，让我签书是给我长脸，能给读者签书是我巨大的荣幸。我老了，能做点贡献我高兴，你快来，趁老汉还能动弹，还能发点余光，能签多少是多少。”我心里暗叫不妙，因为，这话说得像在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