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一处颇具文化气息的普希金餐厅，演员以宗教歌曲或是歌剧选段为食客伴宴，梅葆玖不仅静静聆听，还在华彩段落手指向上助力演员飙高音，有些歌曲他在读男子震旦学校时都学唱过，“那是法国人的学校，不仅平时有弥撒，圣诞节还要唱赞美诗。”

“过去演员不红就没法养家，但现在你们不能躺在现有的体制上”

从记事起，梅葆玖就能感觉到父亲为家庭营造的是完全开放的氛围，“他不是家长制的，和你谈话都是开导式的，从不骂人。相反身为旗人的母亲却比较严，她平时行动坐卧都是满人、旗人的风范。母亲大方有文化，古典小说包括翻译小说都看。而且从不小里小气的，私下里从没因为某件事跟父亲哭闹过，什么事都好好商量。而且在家里还辅佐我父亲的工作，她头脑很清醒，知道自己的位置，至于剧团的事，她从不干预，也从不在公众场合炫耀自己，是个很有见地的人。不过从小她就要求我们，大人没开始吃，小孩绝不能动筷子，所以我小时候特老实。”

但一向性格温良中正的梅葆玖唯一遗憾的就是自己本应发展梅派艺术的年纪恰赶上“文革”。“我父亲1961年去世，1962年到1964年我在梅团演了几年戏，正准备排新戏的时候，突然男旦和老戏一并被枪毙了，此后14年我没张过一句嘴，管了14年音响，不过那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因我从小就喜欢无线电一类的东西，直到‘四人帮’倒台。那段时期，连吊嗓子都会被说成怀旧，让军代表知道就麻烦了。除了管音响就是劳动，白天收麦子，晚上到田里捉蛤蟆、吃蛤蟆腿。”14年荒废艺术，梅葆玖没有就此沉沦，心态平静到“谁生气谁是傻子”，“我坚信我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没干过反革命的事，更没做过亏心事，从小就是跟老头儿学戏念书。‘文革’时批斗我，说我是大少爷，我不当大少爷难道当狗崽子去?还批判我说我家里有冷气，可谁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好笑。”

年少时浸润艺术氛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成年后遭遇磨难不少，但梅葆玖却说，“我比父母幸运多了，他们一辈子没享什么福，哪有我现在这么自在，那个年代父亲不能说一句错话，真是如履薄冰。”如今以给弟子上课为重的梅葆玖常常跟学生们说，“我当过农民，才练就了钢筋铁骨。那个年代，自怨自艾才傻呢，当时京、评、曲、梆、杂几个团全在那儿劳动，每个月有4天假，哪个苹果大、桃大，我就摘哪个，全拿回家。要知道在那之前我是娇生惯养，什么都没干过，后来还不是锄草、施肥样样都行。你们现在搞艺术也不能单一，酸甜苦辣都要品尝，在专制教育的年代，老师说打就打，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过去演员不红就没法养家，但现在你们不能躺在现有的体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