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电影里替代我们以孤独的手势说出那句“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在受众那里，这放纵不羁的一生需要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离世才能获得审美意义上的完满。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

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回想起来，在每一个文艺青年鸡飞狗跳的青春期，我们也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在策马奔腾的年纪轰轰烈烈死去的幻想，我们也相信过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个跳瀑布自杀的女孩的传说：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随风离枝。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自杀想象背后的古典时代的日本意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现实、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这些都来不及深究，或者无意去深究，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自杀的姿态。张国荣的自杀，也可作如是观。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绚丽包扎了我们对于人生的传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关系，与我们无关。

因此，13年纪念下来，很少有人会提到张国荣在《红色恋人》里演过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共产党员，这样主旋律的身份设定或许不符合与革命绝缘的小资们的想象。

而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死更像个政治事件。他的死，给一座风雨飘摇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词，梅艳芳之死是第二道。回头来看，与其说张国荣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说是香港精神、香港意识的危机。

所谓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是早期周星驰喜剧里那种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是麦兜系列里那种“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是梅艳芳临死前一个月上郑裕玲[微博]的节目时对全香港人作出的那个“I am still here”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