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资料图）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

每年4月，被张国荣缠绕。每年看别人回忆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神化他，只有他不再说话。今年的纪念有了新内容，《阿飞正传》失传片段找回，1984年的旧片《缘分》在内地上映。一年365天，有一天属于张国荣。一年年的纪念，一年年的老调重弹，渐渐的，我们也好像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纪念张国荣？张国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尤其对我们内地受众来说，对于张国荣的迷恋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怀念张国荣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内地，身处全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我们怀念张国荣时，到底在怀念什么？

有一种论调说，荣迷以白领、小资居多。这样的论调本身有没有实证的支持，小资本身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命名。但在内地，张国荣确实以小资偶像的方式被供奉，来阅读，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搜索张国荣的纪念文章时，看到一篇网友的帖子，说“人民英雄为什么比不上自杀的戏子”，帖子里说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样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卫士王伟。这样的提问只有在内地的语境下才会被提出。张国荣与王伟，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身堪称无聊的提问无意间说出了我们理解张国荣的语境差异。提问者本身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去比较两人间的死亡意义，而问题在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张国荣的死更多是一个审美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张国荣代表的是今天许多小资的人格理想。譬如，对于张国荣的形象建构中，一个极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对某种本真性的强调，这个本真性贯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与歌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张国荣的自白，也是千千万万小资的自我想象。李陀分析过上世纪90年代小资写作的泛滥，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流的泛滥，自由间接引语无节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实都是以“我”的本真性的立场上发言。从“我们”到“我”，中文世界的这一微妙转换本身不仅是写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数量庞大的小资群体的自我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