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如何在中国发挥作用和如何用中国话语表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而言，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并且“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与之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应用”。另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表述而言，要“通过民族形式实现”“带着中国的特性”，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与之相反的是“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不难看出，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相一致，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相一致。

“第一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问题”，侧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教条主义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反对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侧重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话语表述。理论总是存在于一定话语之中或者说诉诸一定的话语来表述的。话语本身具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源自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要在他国发挥作用，只有在语言表述上与该国文化传统相适应，才能为该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更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发挥作用。这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们说的是“苏联话”“共产国际的话”，难以为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客观上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它的优秀成分，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

（作者为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李亚彬）

（原标题：让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特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看“两个结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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