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两个结合”是备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里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情况，谈谈对“两个结合”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雕像 新华社 资料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从这段重要论述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因为在党的幼年时期，党内掌握领导权的教条主义者看不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不同于俄国，更不同于欧洲，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把别人的特殊经验当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顶礼膜拜。于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被简单化为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导致中国革命长期处于被动局面。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可见，把别人的经验经过简单“复制”“粘贴”过来用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仅无益，而且危害巨大。这正是教条主义不行的原因所在。